《道德经》除哲学智慧外，在谋略上和宗教上对

《道德经》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它不但在历史上长期持续发生影响，而且，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体现了它的重要价值；它不但代表先秦道家的主要思想观念，而且充分彰显道家文化的独特思想品格，并与儒家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儒道互补”的传统精神理念，成了影响中国思想理论的两种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它还以抽象的理论形式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深邃而广博的文化智慧。 《道德经》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哲学智慧，主要是道家的思想理论的建立和传播；二是谋略思想方面的影响，包括老子的智术和经过韩非子等人发挥而形成了帝王权谋、法家权术等；三是对于道教的影响，即作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民间传播得很广。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道德经》奠定了先秦道家的哲学基本理论 老子的思想理论是最早具有哲学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据历史记载，就连老子都曾向老子请教过学问和思想观点。老子曾在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室史 时，孔子周游至洛邑，知老子很博学，很有学问，他特意去向老子讨教，而老子的思想对孔子是有较大影响的。 后来，老子看到了时局开始变乱，他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被守关的官员留下来，请求他将其思想著成书，于是，有了《老子》五千言，或者称《道德经》。 《道德经》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是创立了道家学说的基本理论。

首先，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源于“道”，而“道”是万物实在性本质性的存在。“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是本然的实在，因而，“道”是自在自为的，不依外物而存在，不为外物而存在，它以自己为目的。

其次，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基本观点，认为“道”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基本特性，它是自然而然的，具有永恒性、本原性、实在性。而所谓的“道法自然”并非指“道”要效法另一个自然存在，而是指“道”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实在，顺其自然是它的本性，它自己即是自然而然的。再次，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基本观点，强调万物向“道”的回归，并认为事物的对立面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回归转化的对立范畴。比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特别是强调“有”“无”统一、“有无相生”的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无之本即是“道”，有之展现，即是“一，二，三”，是阴阳、天地人，万物。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先秦最早具有抽象性与系统性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先秦最高的哲学智慧。他的“道法自然”理念成了中国古代最杰出最深刻的哲学理论之一，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深刻的理论命题。《道德经》不仅是哲学典籍，而且也是谋略名著，老子不仅是哲学理论方面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谋略大师，老子的谋略智术是很厉害的，而且，他的智谋理论经过韩非子等人发挥，形成了帝王权谋，并演化为法家权术 首先，老子的“道法自然”在政治谋略方面转化为“无为而治”，而这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管理策略。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五十七章提出：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强调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而这里所说的“无为”并非指“不作为”或“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只是手段，而“无不为”才是目的。老子坚持循“道”以治国，而“无为之治”就是“道法自然”的原则在政治管理策略方面的体现。“无为而治”的管理要诀即是依照“道”而行，自然而然，不过多干预，不强压强迫，不以强权压制，不劳民伤财等等。重在因势利导，以“无为”而到达“无不为”。

“无为而治”其实也是“以民为本”。老子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即是说：民众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他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势的时候，那么，更大的动乱、祸害就要发生了。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就是主张“与民休息”，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把民众的向背看作是自己执政的基础；同时，统治者应该自身谨慎，静心寡欲，不扰民，不以势欺民，要让民众能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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