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维角度，探讨中医的守正创新

作者：卢祥之

现在是中医创新的关键时刻

今天，中国中医正处于重大创新的关键时刻。中医要复兴、奋起和全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新引擎的大背景下，中医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文化。现在中医学正酝酿一次大的学术转型，即朝着构建大国学术体系的方向迈进。构建中医话语，讲述中医故事，介绍中医经验，传播中医智慧，并与世界医学开展对话、交流和交融，已成为当下中医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早在140多年前，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深刻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各个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中国春秋时期左丘明撰著的《国语.周语下》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又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在中医发展道路的焦点时期，重温恩格斯的名言，注重中国先哲的文化提醒，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也有深层次的民族内涵。

恩格斯说的理论思维，就是在知识和经验事实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主要表现在富有抽象性，和惯性的经验思维不同，理论思维主要是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哲学观点在理论思维中起着统率作用。哲学，西方学者谓为“爱智”，强调的是“过程”，不停的质疑和询问，不断地看到新的天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就是反思的思想。冯友兰先生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我们如果把哲学思维与中医学发展创新关联起来，以哲学思维引导中医学开拓，既是当代中医学发展需要关注的战略焦点，也是中国中医成功崛起需要坚持的重大问题意识。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1842.7.《莱茵报》）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不仅能从认识上决定如何把握中医学发展本质的反思能力，而且在从实践上决定着引导、推动中医学发展创新的方略水平，甚至能在更深远的价值追求上，决定未来中医学发展的维度、广度和深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漫长艰难的发展过程后，中医学很早便从传统自然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了，经过千百年多种流派，多种学说的出现、争鸣，不断自我分化，不断成熟，成长为中国人把握健康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社会学的，医药学的弘大事业。

中国中医数千年来走到今天，面临伟大振兴新的历史阶段，历经多少考验而能浴火重生，历经多少风险挑战而能凤凰涅槃，不仅没有被严酷考验击倒，反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能。尤其是近年新冠肆虐的“压力测试”，考验出了中医发展无限的韧性，其勃勃后劲，有如《淮南子·时则训》所说：“勃勃阳阳，惟德是行，养老化育，万物蕃昌。”事实上，从中医历史发展脉络中，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彰显出过中医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机活力。

中医发展的三次重大转折和高峰

梁启超先生在《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说：“故欲语一学问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观前此萌达之迹，为将来进步之阶。”文化和历史总是延续的。

历史上中医发展的第一次转折和高峰，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基和秦汉时期的成熟。《内经》《难经》融《易》学为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除此以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等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次转折和高峰，是宋元时期的学术规范和学派生成。从历史来看，中国自宋以后开始进入近代历史的。宋朝（960年—1279年），是一个文官统治的朝代，加上科举取士，读书的人明显增多，中国四大发明中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宋朝。宋立国300余年，两度倾覆，但都是由于外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王朝。宋朝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儒学复兴，出现了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而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也较少。陈彭年等的《大宋重修广韵》和《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整理印行，促成了罕见的文化繁荣。

当时发生了几件医学上的大事：官方第一次组织了解剖学实践，并绘制了解剖图谱—《欧希范五脏图》；第一次发布了中成药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跨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第一步；研究《伤寒论》开始兴起总结、梳理宋以前所有的学术特点，蔚然成为社会风气，引领了社会潮流。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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