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哲学维度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这一判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社会问题中的深刻体现，是对矛盾内涵的深刻把握。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剖示以下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从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这一对辩证关系上看

矛盾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即对立统一。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矛盾的普遍性正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在其发展的始终贯穿了矛盾。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 按照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在不同的划分方法中存在的两类不同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是两对不同层次上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与社会非基本矛盾相对立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非主要矛盾相对立。 这两类矛盾虽然处于不同的层次上，但二者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是被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并受到其制约。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196）。 这是马克思早期的提法，指的是社会基本矛盾，所以其他矛盾都是由这一矛盾衍生的，因此它是最基本的。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诸多的社会矛盾当中占支配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矛盾。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 因为它反映了当时当地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实践。

善于诊断时代的脉搏，才能准确解决时代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问题的导向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矛盾提法的变化正是源于对我国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把握。其中，对“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义，就是源于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准确回答。 方位，即方向和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党史、 社会主义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脉络中，梳理出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答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找准了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答案，正确定位了我们现在正处于已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新时代的特征之一，同样是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的精准回答。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的第二个“明确”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问题和矛盾密不可分，同时，问题的提出往往蕴含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提出问题，并指引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后还是要回到社会基本矛盾上，这便是社会基本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性。

总之，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一个起规定和制约的作用，一个起具体表现的作用，两者辩证统一，共同反映了时代面临的问题。

二、从变与不变这一对辩证关系上看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都没有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这一点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轻易可以跨越的， 我们要尊重这一客观规律，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一直坚持，如果在发展阶段问题上一味求变， 就会导致不切实际， 违背发展规律，这是需要把握好的不变因素。 目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如果对主要矛盾不求变化，看不清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主要问题，属于违背发展规律，就会引发诸多发展问题，因此这是需要变的部分。把握好变与不变，才能实现社会健康发展。 这就反映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从历史上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提法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经历了多次的变化。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因素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针对当时我国社会生产落后的状况， 不再把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提出要尽快发展经济，摆脱国家贫穷的局面，这是符合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水平的，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将这一正确理论始终坚持下去，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使理论和实践重新统一起来。经过1981年的科学表述，一直延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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