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从近代哲学中发展而来，但其基本洞见却远远超出了近代哲学的基本语境。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改造取代了近代哲学的思存同一性，思存同一性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而马克思的根本致思取向还在于“改变世界”，但这也留给我们一个无法消解的理论难题，马克思在根本上是反对哲学的，明确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口号（而且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那么我们又将如何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及其“革命性”呢？面对这个“显白”的理论难题，学术界通常有三种做法：一是完全忽视马克思终结哲学的基本态度，二是分析马克思究竟终结了何种哲学，三是站在实证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坦承而言，这三种做法都有其片面之处，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就必须细致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原象。

一、现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的终结”

现代哲学的一种思潮就是“终结哲学”，但“终结哲学”的口号既吊诡又反讽，“终结哲学”本身就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我们在诉说其“不可能”的同时又必须诉诸哲学的论证方式，这就导致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无限循环，也形成了“一种哲学终结了、另一种哲学兴起了”的奇怪景象。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宣告“哲学的终结”主要有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罗蒂。

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思想是深刻的，他与维特根斯坦、罗蒂的不同点在于，维特根斯坦与罗蒂是站在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传统哲学的，基本视阈发生了重大转变，而海德格尔大体上还是一个欧陆哲学家，他毕生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存在问题”。虽然海德格尔早期与晚期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差异，早期主要依靠“此在”来通达“存在”、领会“存在”的意义，晚期则发现了通达“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林中路”，而且就根基处而言，是“存在”规定“此在”，但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还是晚期思想，他所关注的“存在”问题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存在”问题也是整个哲学史上的核心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欧陆哲学家都密切关注海德格尔的原因。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正在于，传统哲学只是在研究“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存在’这个概念毋宁说是最晦暗的概念”，“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1]，“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所以，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展示方式，这种展示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2]。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即“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和使命是研究存在而不是存在者，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兴起其实并没有提升主体的地位，反而把哲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存在者身上，进而使哲学成了具体的科学，所以他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在“终结哲学”的主题中，海德格尔还与马克思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相遇”，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和尼采一道，“颠倒了”传统形而上学，“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估价历来受到诸多学者重视，很多学者也视之为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的肯定与赞赏，但结合海德格尔的原始语境可以知道，他的这种估价并不是在研究马克思的基础上得到的，毋宁说是在研究尼采的基础上“顺便”提到的，海德格尔后来更是从整体上判定尼采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都还是一种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虽然他们都完成了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某种“颠倒”，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颠倒”并不是真正性质上的改变，很显然，海德格尔的这种看法也只是他的主观偏见。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可以大致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期以《哲学研究》为代表，“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4]。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活动以逻辑澄清为主，后期主要以语言的描述活动为主。“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5]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传统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症结在于他们的命题“无意义”，没有“指谓”。这也可以联想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一个句子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原子命题”，每一个“原子命题”都有一个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反之，当一个“原子命题”不指向一个具体对象时，这个“原子命题”本身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便在说不可说之物。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恰恰就在说一些不可说的东西，“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由此维特根斯坦便为语言的使用划定了界限，表明了科学是可以言说的，而很多哲学问题是无法言说的，这就把科学理论中形而上学的因素排除出去了。维特根斯坦为了追求自然科学的命题精确性，甚至倡导一种“人工语言”，力图让人工语言有着确定的指谓。他的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掉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残留，也可以说“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是“终结”了哲学本身。但维特根斯坦的复杂之处在于，他已经说明的可以说的部分实际上只占他想说的很小比例，他力图保持“沉默”的部分恰恰开启了哲学研究的另一个向度，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活动主要是语言描述活动，“哲学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7]。与前期的“人工语言”的“创造”不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主张“描述”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使用，他认识到创造一门人工语言来实现科学研究的精确性是不太切合实际的，人工语言具有了太强的规范性力量，语言的现实存在只能是“家族相似”，要探讨语言的精确含义只能在语言游戏中去把握。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对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新的诊断。理性形而上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理智的活动，传统哲学家们总是用“变形”的语言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甚至解决问题，由此形成了诸如本质主义、实体论等“奇谈怪论”，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疾病”，他为其所开的“药方”就是澄清语言的真实使用含义，即探讨语言在各种游戏中的真实含义。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写道：“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它使我能够中断哲学研究——如果我想这样的话——这种发现使哲学得到安宁，从而使哲学不再被那些使哲学本身成为问题的问题所折磨。”[8]这既是维特根斯坦对于传统哲学的终结意识，也是他自己对于哲学的独特拯救方式。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网址: http://www.xdzxbjb.cn/qikandaodu/2021/0708/407.html